制衣厂车工出路在何方？_________一个海口工作服厂家的担忧

不过，35岁缝制女工张丽华的工作环境却是相对安静的。在温州市龙湾区的一条繁华街道，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就在一栋商业中心对面，周围有不少年轻人喜欢的奶茶店和快餐店。步入他们的生产大楼，坐着电梯上到5层，就进入了这家服装企业的样衣与成衣定制车间，也就是张丽华工作的地方。比起其他普通的缝制车间，这里显得既安静，又没那么拥挤，一条长20米左右的“流水线”上只有5个人。而常规情况下，这个数字应该是20。

拥有3到4倍大的工作空间，是因为张丽华要一个人在这里完成一件衣服从无到有的全过程，也就是裁剪、缝制和整烫。所以她一个人就有三张工作台，一张摆满了布料，一张属于缝纫机，还有一张是用来整烫衣物的。每天早上8点，张丽华会准时在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，除去中午在对面食堂吃饭的那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她会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。正常情况下，她在这12个小时内能做出2～3件衬衣。

3年前，张丽华脱离了“流水线车工”的身份，成为了一名可以独立做衣服的样衣工。在那之前，她也是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车工，是一个缝制小组的一员。小组里有14～15个人，每个人只负责一个很小的工序，大家围着一张接一张的桌子坐成一条直线，因为所有的工作都要在自己面前那台缝纫机上完成，所以她们也和其他需要操作机器的制造业工人一样被称为“车工”。

张丽华2011年刚进厂时负责的是给衣服缝拉链和上门襟的工序，她前面一道工序是上领子，她上完拉链或者门襟后再传给下一位同事，那位同事负责给衣服缝上袖子，如此十几个人通力合作，才能做出一件完整的衣服。她通常10分钟左右就能缝完一件衣服的拉链或门襟，每天要做80～100件。做了两三年后，她主动要求换了一道工序，一段时间后又换了一道工序；有时候流水线上有了空缺，她就去帮忙做一下，几年下来，张丽华基本把一件衣服所有的工序都做了一遍，“反正什么都会了”。

如今，样衣和定制是服装行业为数不多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“手艺活儿”。2017年春节刚过，恰逢年初服装订货会密集的时候，厂里样衣工们忙不过来，张丽华抓住机会向领导申请，说自己想来试试做样衣，领导给了她这个机会，让她做一件男士大衣的样衣。张丽华说，其实那件衣服技术上并不难，但她那会儿特别紧张，压力也很大，觉得不能错失这个好机会，就自己从裁剪布料开始，一步步花了两天时间做完了这件大衣，而通常做一件大衣的时间只需要一天。第一年这样做了三五件，第二年订货会时又继续申请做样衣，这次做了十几件。因为样衣的质量都不错，打动了领导，把她调到了样衣车间当起了样衣工。

“我们这个行业里，能做样衣的工人都是技术水平比较高的，所以年龄基本都在30岁以上。”39岁的陆万峰告诉我。在他管理的品牌样衣车间里，5位做定制服装的样衣工年龄在34～45岁之间。他解释说，如果是一个没什么功底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，先把一道工序做熟练可能就要三四个月，然后他们要主动提出去尝试其他工序，还得遇到愿意给他们机会的领导，如此这般将十几道工序全部做完做熟练，怎么也得两年左右。但显然，两年只是理论上的最小值。在这个需要不断换岗的过程中，个人的努力坚持与外部机遇缺一不可，这个行业内的绝大多数普通工人很难遇到一切顺遂的状况，通常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获得职业晋升的机会。

因为这种用工需求上的巨大差距，流水线车工与样衣工虽有技能和级别差异，在收入上的差别倒不太大。大多数服装企业针对一线工人是计件算薪水。张丽华现在每做一件衬衣能有75元的收入，每天能做两三件；之前她做男士大衣时，一天能做一件，每件的报酬是300元。而一条十四五人的流水线一天能做100多件大衣，每个人分下来，一天也能有两三百元的收入。

吸引流水线车工们向样衣工努力的原因除了更高的职业追求外，工作环境的宽松与自由是更现实的理由。张丽华每天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分配工作，“有时候可以轻松一点点，没有那么赶”。哪怕那天要分出一个多小时接受采访，她晚上赶赶时间也能把工作补回来。但流水线上的车工们可不能随意休息。在几家服装厂采访时，大多数流水线车工的工作状态都不允许她们停下来接受采访，少数愿意聊聊的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工位，一边回答问题，一边手里马不停蹄地在缝纫机上干着工作。“因为流水线是前后关联的，前面的人如果停下来不干了，下面的人就没活儿干了。”张丽华说。

说起来，陈彩华在这家公司属于“二次入职”的员工。2015年回老家生完第一个孩子后，陈彩华跟着老公到了温州。在此之前，从17岁跟着姐姐离开家乡河南周口外出打工起，她一直在杭州和上海的服装厂工作，所有的手艺都是在那边的工厂里学会的。因为老公一家人常年在温州打工，2015年陈彩华也跟着到了温州，在东蒙集团所在的永嘉县乌牛镇落了脚。乌牛镇有四五家规模在两三百人以上的服装企业，陈彩华比较了一下这几家企业贴出的招聘信息，觉得东蒙集团福利不错，还包吃包住，就凭着此前积累的工作经验顺利进入东蒙，成为了一名流水线车工。2016年初，陈彩华又怀了二胎，怀着孕干了半年后，她不得不离职回老家生孩子，第二年开春又回到了东蒙上班。

事实上，回家带孩子、照顾老人就是这些年服装行业老员工流失的主要原因。这一行业女性占比较大，每位女性因为各自都有养育、照顾家庭的需求，使得多数人很难在一个工厂稳定地干下去。虽然很少有服装企业在招聘时对性别有要求，但因为需要心灵手巧，女性还是服装行业的生产主力军。东蒙和乔顿的女性员工在流水线上的占比都超过了一半，虽然她们时常要挣扎在职业与家庭之间。

老员工的价值如此之大，这既与服装行业本身的技术特点有关，也与服装行业这些年的变化有直接关系。温州地区蓝领人才公益服务平台“在他乡”的负责人徐军告诉本刊，根据他们这几年的观察，服装企业的招聘难度确实会比其他制造行业大一些。“因为服装行业的一线工人是有技能要求的。可能你在制笔厂做注塑工，你只需要很简单地在流水线上做一拿一放的动作就可以，但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如果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，是不可能操作缝纫机去缝衣服的。”徐军说。因此他总结，服装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又含有技能要求的行业，所以它的选择余地就很小，“可能外面有一百个人，做过服装的只有一个人”。

在这种选择余地本就不大的情况下，行业的变化趋势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对工人们的要求。王建友告诉本刊，“多批次少量”已经成了这几年服装行业订单变化的趋势。“一个批次的订单量可能只有十几件，如果是定制的话，甚至只有一件，所以客户对工艺的要求变得更高，款式也越来越复杂，交货期却又缩短了。”

在这种生产模式下，对工人有了两方面的要求，一是技能更高，二是稳定性更强。“因为我们的服装都有春夏和秋冬两季，而不同季对工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希望工人们稳定。你只有把一年两季的不同款式做个两三年，才能慢慢理解不同客户的要求，后面做起来才会顺。”王建友说，他们不仅欢迎陈彩华这样的老员工回来，还制定了一些激励政策，比如工龄可以延续，以及给予交通补贴等等。

周晓乐是陈彩华所在小组的组长，已经在东蒙集团工作20年的她对这种变化的感受最直接。2001年，23岁的乌牛镇本地人周晓乐来东蒙应聘一线工人岗位，在那之前，她在附近的一些小服装厂工作了三四年，正好有亲戚告诉她东蒙集团在扩产招人，她赶忙过来试试。“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在家里帮忙种地，吃过苦，知道这种大厂福利好，都想进来，像我表姐当时进这个厂还要走后门托关系。”她记得当时不仅有面试，还要参加考试，考试的内容是现场用机器缝出两个一模一样的衣服口袋，她在考试中战胜了两位竞争对手才成功入职。

不过今时不同往日，东蒙虽然顺利发展成为一家有15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，是温州市服装商会的会长级企业，但周晓乐这样的一线组长也得在朋友圈发招聘广告，因为她的小组按计划需配置24人，目前只有19人。今年过完年，她的组里又流失了两名老员工：一位陕西籍员工因为父母年龄大了，小孩在家里没人带，就回老家了；还有一位安徽的女生从学校毕业后就在这里工作，也做了四五年，但是年龄到了二十五六岁，家里催着回去结婚，今年也没回来。根据东蒙集团统计的返产率，他们今年的员工返产率是86%，其中新员工的稳定性要更差一点儿，流动率达到了20%～30%。

如今，东蒙集团一线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7.6岁，“80后”是主力。周晓乐告诉本刊，她的小组里，“70后”及“80后”员工占了绝大部分，“90后”有4人，“95后”没有。“因为年轻人流动性大，像我们这种‘70后’‘80后’就相对稳定了。”

哪怕是那些留在车间里的年轻人，也不愿意在流水线上做生产工人。我在乔顿的打包车间见到郑修圆时，她正拿着工单检查一排衣服是否按订单要求完成了。出生于1995年的她性格开朗，说话时瞪大了眼睛看着你，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坐不住的年轻人。18岁那年，她从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毕业，在学校参加招聘会进入了乔顿。刚来时，她被分配去了流水线车工的岗位，只做了几个小时，她就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工作，“一直坐在那边有点儿累”，就申请换岗。随后她被调到了跟单员这个“可以上上下下跑”的岗位上，按她的话说，“可以去这里，可以去那里，三楼、四楼、五楼我都可以去”。她告诉本刊，当初她们班有二三十人，选择和她一起到乔顿试一试的只有三人，最终只有她一人选择留下来。

哪怕高薪高福利也似乎难得到年轻人的青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先来看看一位网友的招工日记。

广州番禺一位网友，近日被领导派去招工，没想到成了他工作以来最大的难题。

在很多制造业发达地区，招工难的现象存在多年。有的企业为了留住一线工人，只能采取不断涨薪策略，还有的甚至将稳定员工写进了企业战略。

广州某制衣厂负责人 李女士：以前是工厂挑工人，现在是工人挑老板了，现在90后、00后都不会学这个了。

有媒体报道，一天700还招不到人：服装厂老板排队3公里等着被工人挑！甚至以月薪8000元招来的普工工人，刚到现场就被隔壁厂以月薪1万元抢走了。工厂为什么招不到人呢？

广东广州某服装厂招工负责人：有的车位工人还没出来。出来的人要高价才做，一个人一天至少要七百元，一般三四百元，着急也没办法，没人做。

如今工厂工人主要以90后、00后年轻人为主。他们生长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，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程度，普遍比前辈更高，思想更自由，活得更自我，不愿意待在活多钱少的工厂里。

一边是毕业生难就业，另一边却是大批工厂难招人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劳动人口规模近9亿，这么多的劳动力都去哪了呢？

快递、外卖和网约车等互联网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当下，职场新人有了更多选择。

中国急速壮大的互联网服务产业，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，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。

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昕：快递行业有一个特点是，第一上手快，第二可以掌控自己挣多少钱，而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过一种自己能够掌控的生活。

2019年，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，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。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，某平台曾公布数据：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，其中40%来自制造业工人。

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陈新年：从本质上讲，这个劳动力群体的转移，实质上是从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加工制造业，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快递外卖行业。

很多原本有着体面工作的人也开始另谋出路，中年程序员选择跑滴滴，月薪4万的设计师选择送外卖，一时间互联网蓝领群体似乎成了藏龙卧虎之地。

2018年的一个数据曾引起轩然大波，当时国内外卖小哥人数接近700万，按比例换算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外卖小哥超过7万。

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陈新年：就业“冰与火”的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，我们希望用人单位和找工作的求职者相互是匹配的，出现一个良性循环。

制造业招工遇冷、互联网就业火热，这一冷一热之间，其实是大时代变迁下的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。

回看过去，进工厂也曾是一代人的梦想。上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，曾经祖辈耕田种地的农民，一下子多了新的就业选择——进城打工。这是中国“制造工厂”时代的主力军。他们以进厂当工人为荣，撑起了珠三角、长三角等制造业高地的半壁江山。

数据显示，2008年至2018年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增长率为-2.84％。新生代的农民工，大多不愿意再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。2019年，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，40岁以下的骑手占比高达83.7％。

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昕：不同的时代，人们会热衷于不同的行业，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。

制造业工厂智能化、自动化设备日益完善，也在削减普通工人的岗位。

虽然机器能取代大量普工需求，却依然难以撼动很多高级技工的岗位，高薪之下往往一“匠”难求。

在广州制衣村，一件成衣的缝合工序被精准地切分为不同的部位与工序，例如车工、四线、下摆、领口、成衣打包等。每个环节对制衣工人的技术要求不尽相同，其中难度最高的工种为“车工”，也是最为抢手的。

车工的工作就是完成一件衣服或裤子主要形状的剪裁、缝合，随后经“四线”工人对衣服进行包缝锁边后成为成衣。不少车工也同时会承担“四线”工作，进行一件衣服的整体制作。

作为制衣村最抢手的工种，做“车工”的工人往往不用发愁得不到雇主的青睐。这里不少稍具规模的工厂会选择与一些工人形成长期雇佣关系，以包食宿等条件留下技术人才。在旺季，一位熟练的车工常常月入过万元，工厂老板为了能招到一名车工，常常会以“报销路费”等福利吸引合适的工人。

收尾、成品打包装等工作则不需要对工人有太高的技术要求。在从业人士看来，行业的包容性是很强的。

“我们这个行业不太注重年纪大小，20多岁会干什么？不会车工的话还是做不了。这行就是要经验比较丰富的，跟学历啊文化啊这些不画等号，纯粹是一个手艺活。所以如果有一些车工经验，是比较吃香的。”前述制衣设备销售店老板向记者表示。

“制衣村”中的服装配料门店 图片来源：每经记者 方京玉 摄

技术人才的断层是目前制衣村的老板们非常明显的感受。“虽然车工的工资高，但的确需要特别能吃苦，现在还没入行的人如果有其他选择也不会来这一行做，年轻人更不会来做”。

“车工岗位用心学需要学半年到一年，现在90后、00后根本不会学这个东西，这个很累而且工作时间长，每天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，一个月拿一万多元也很辛苦。而且淡季的时候也赚不到多少钱，都是回家去休息了。”几名制衣村工厂老板都向记者反映了这样的情况。

随着制造业的发展，其就业门槛逐年提高，知识型、技能型劳动力将成为主流。但传统意义上，技术工人三年出徒，十年出师，高级技术工人的培养，的确比快递小哥要难得多。

近年来，中国制造业产值连年递增，截至2020年，连续十一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。中国从制造业大国通往制造业强国的趋势不可阻挡。

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杨燕绥：制造业是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的重要水平，科技进步，还有互联网社会，其实都是在提高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，并不是取代制造业。